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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教 - 維基百科]
齋教為台灣民間信仰的流派之一，源於白蓮教在家弟子修行的方式，揉合羅教、儒家與道教和部分佛教思想，由在家修行者傳襲，主持教儀，茹素，不剃髮出家，不穿僧衣，民眾習稱其神職人員為菜姑、菜公，在日治時期被視為佛教一支派，但實際上其教義和根源都與傳統之台灣佛教信仰有別，故民間稱之為「在家佛教」。而齋教舉行法會、儀式的固定建築稱為齋堂，也別於一般佛教的巖、寺。

齋教的起源時代是在明，於清代時陸續傳入台灣各地，在台灣主要有龍華教、金幢教、先天道三個系統。

日治時期統稱其為「齋教」，視為「在家佛教」，又稱「白衣佛教」，1915年余清芳在臺南西來庵以齋教為號召，鳩眾兩千人，發動武力抗日，是為西來庵事件，遭日軍擊敗。事後，臺灣總督府立即查禁齋教，齋教人員，乃多納入日本佛教禪宗臨濟宗一支，對台灣佛教信仰發展影響極大。

二次大戰結束後，齋教又受到國民政府的打壓和中國佛教會的批判而逐漸式微，轉為一般佛教寺廟，或轉成一貫道信仰。

[起源]

齋教信仰隨漢人移民，遷入台灣，落地生根。分為三派，皆與羅教有所其淵源，原屬中國民間祕密宗教的一支。由於其教義和形式跟佛教頗為類似，經常被誤認為佛教一支派，但其本質上並不以佛教教義為終極依歸，實際上比較接近一貫道。

[祕密宗教源流]

中國祕密宗教，多揉雜佛教與儒家、道教信仰，半僧半俗，深具庶民色彩，原先以白蓮教為其代表，直到影響所有民間教派思想的羅教出現。

元末時，各地起義勢力多結合白蓮教等祕密宗教，宣傳號召。朱元璋即位後，禁制白蓮教活動，然而此類祕密宗教卻屢禁屢起，逐漸深入民間社會，成為民間重要信仰。

明代成化年間，出現了羅教，羅教是北直隸軍人羅思孚所創，結合了佛教白蓮宗與臨濟禪學、道家老莊思想與正一派、全真派教義，也吸納了儒家孝親愛人的說法，成立「無為教」，認為人都應該要虛靜無為，以便回歸「真空家鄉」的「無生父母」身邊。無生父母在民間的演化中，逐漸變成女性化的唯一大神「無生老母」，羅教影響了所有的民間宗教。

清代，已分化出龍華三會、無為教、聞香教、先天教、八卦教、紅蓮教、青蓮教、白陽教、紅陽教、青陽教等數十教派，多數都由白蓮教系統轉化衍生而來，或沿襲刪改白蓮教信奉經典、教儀等。

民間祕密宗教所奉經典，多吸納彌勒、觀音、禪宗歷代祖師等，建構新的信仰譜系，提高創教者地位，豎立傳承者的權威。因此祕密宗教發展過程中，常分化出不同的派別，各人自稱正統，建立新的信仰譜系。

如齋教中的龍華派，雖自稱屬於佛教系統，其信仰譜系卻吸納伏羲、老龍吉、神農、廣成子、黃帝、許由、唐堯、巢父、虞舜至燃燈佛，再六傳到釋迦牟尼佛，佛陀傳法給摩訶迦葉尊者，二十八傳而至達摩，達摩傳至禪宗六祖惠能，惠能傳予南嶽懷讓，至二十五祖為李頭陀，法脈改傳俗家，即為羅教初祖無為老祖羅清。如此而成為羅教立教宣傳的正統根據。

[教派]

由於齋教對羅教、佛教、儒教、道教教義吸收有所不同，因而齋教主要分為龍華、金幢、先天三派，原本三派是獨立傳入台灣，彼此無顯著關係，皆可視為三支獨立的宗教；日治時期為管理方便，且在台日久相互影響，統稱之為齋教。現代由於三派發展各有不同，因此現代學者在做宗教分類時，也傾向分開探討。

[龍華派(老官齋)]

齋教的龍華派起源於羅教，羅教建於明代，由羅思孚所倡，羅思孚又稱「羅普仁」，山東萊州即墨軍人，信徒稱「羅祖」，又稱無為老祖。為開教初祖，著有《五部六冊》，其思想較近於禪宗。

二祖為殷普能（殷繼南），或有稱其教門為「無極正派」、「殷門」者，其思想崇奉無生老母、彌勒佛等以「三世末劫」信仰為核心。

三祖姚普善（姚文宇），稱其承繼羅祖、殷普能而來，弟子眾多，發展為三支七派，流行於江西、浙江、江蘇一帶，學者稱為老官齋教。所謂三支，即左支、右支、中支；中支又分為七派。

其中中支「普霄派」以湯普霄為四祖，湯氏於江西、福建傳教，所著《龍華科儀》、《湯公堂規》為後來龍華派的重要經典，台灣龍華派齋教即屬此一支派。

第十祖陳普月於福建福州府福寧觀音埔創立「壹是堂」，被視為中國南方龍華派的本山，

清仁宗嘉慶14年（1809年）盧普耀於興化府仙游縣白角嶺創「漢陽堂」，稱為十五祖，曾派其弟盧普濤來臺處理教務，於台南弘法，招收本地教徒。盧氏返回唐山時，將本地教務交予弟子謝普爵（謝光勳）。台南當地教徒建立德善堂、德化堂等齋堂，龍華派漢陽堂一脈，遂於台灣本土紮根。

[先天派]

齋教先天派源自中國大陸先天道，由清代黃德輝所創，清朝官方檔案中又稱「青蓮教」、「金丹道」、「齋匪」等，以無生老母為信仰核心，譜繫上溯達摩祖師為初祖，下至六祖惠能，七祖南嶽懷讓、馬祖道一，八祖為羅蔚群（亦即羅清），黃德輝自居九祖。

先天派流傳過程中曾受金幢教、大乘教影響。臺灣除齋教外，一貫道、慈惠堂瑤池金母信仰、儒宗神教等，都源自於此。

道光年間，十二祖袁志謙時，先天教傳至四川、江西、湖南、湖北、貴州、雲南等地，勢力龐大。袁氏建「西乾堂」，改名「青蓮教」，教中信徒遂而分裂，曾子評另立「圓明聖道」。

十三祖徐吉南、楊守一極力提倡素食。

而後姚鶴天稱十四祖，黎國光另創「同善社」。原西乾堂又分裂為「西華堂」、「三華堂」兩派。「三華堂」幾經分化，其中一支即為漢口「萬全堂」，光緒初年由漢口夏道宏所立。

先天道弟子黃昌成及李昌晉等人，於咸豐11年（1861年）至台灣傳教。黃昌成於台灣南部傳教建立台南報恩堂，而後又分化出「擇賢堂」，是先天派齋教於台灣傳教的開端。李昌晉於彰化以北傳教，創立新竹福林堂。

台灣先天派有「萬全堂」、「乾元堂」兩大系統，前者傳自四川，後者源自江南。乾元堂系統為真一祖黃道明所立，在光緒年間，由陳運榮傳至台灣北部。

先天派教士禁止婚嫁，為齋教中戒律操守最嚴格者。

[金幢派]

金幢派始祖為明代王佐塘，王為直隸省永平府順聖縣人，早年曾入龍華派，道號太虛，又號普明，傳承自羅思孚（羅清老祖）門下，教徒稱呼「太虛老祖」。

佑塘自稱於明萬曆6年（1578年）悟道，著有《寶經》、《目連經》等。因姪女王清鸞為明神宗皇后，因而掌握教中一方勢力，並進而脫教自立金幢教。

金幢派經董應亮、王祖亮傳至魚商蔡文舉，蔡氏棄商修行，於福建莆田創「樹德堂」，門徒有十人各建齋堂，稱為「蔡公十大房頭」。蔡文舉又渡海至台灣創「慎德堂」，人稱「蔡阿公」，為台灣金幢教開山者。

金幢派內另有「翁公派」一支，也在台自立齋堂傳教。立派始祖為翁永峰，為蔡文舉門下陳謙的弟子。由於對教中經典《慈悲懸華寶懺》詮釋不同，故另立「翁公派」一支。

[清代齋教發展]

齋教隨漢人移民傳播來臺，然清廷壓制民間祕密宗教傳播，齋教各派亦在禁止之列。因而清代台灣齋教傳布，皆由教友私下宣教，形式較為隱微神祕，也因此保持較完整的宗教儀式、教派組織等，原鄉色彩濃厚。金幢派蔡阿公派下最早傳入台灣。

乾隆年間，福建一地曾有老官齋教教徒起事，清廷大肆鎮壓，掃蕩齋堂。依文獻記載，諸羅縣亦有羅教齋堂被禁。因而台灣當地齋堂，都在此事件以後。道光年間以後，齋教傳佈愈盛。

[日治時期齋教發展]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對台灣宗教的態度，大體可劃分成三個時期。

(初期)

初期，在大正三年（1914年）以前，採取比較放任的態度；齋教組織、傳教方式仍延續清朝舊慣，保留祕密特質。

日本在台灣開始進行宗教調查後，齋教組織開始開放，三派齋堂日漸交流影響，與日本佛教同化。齋教的傳布，得以廣泛宣教，新立許多齋堂，又以龍華派、先天派最盛。

先天派黃玉階曾發起「本島人宗教會」，然而並未成功。1912年日本曹洞宗發起組織「愛國佛教會」，當時原屬中國佛教系統並未加入，齋教各派則於台南地區合組「齋心社」，聯合各處齋堂，不過加入齋堂數量仍然有限。

(中期)

中期，由1915年至1930年，以「西來庵事件」為分界。余清芳、羅俊江等人以齋教信仰鳩眾，以修築廟宇為名募集銀錢，充作抗日經費。又自稱得到五福千歲敕令，招納群眾，發動武力抗日，1915年6月，高舉「大明慈悲國」的名號起義，大事殺戮，當年八月，遭兵器優越，訓練精良的日軍殲滅，死傷慘烈。當時島內報導，皆認為是齋教勢力所發起。

台灣齋教組織為求自保，避免日本當局壓迫，於1920年成立「臺灣佛教龍華會」，強調齋教三派皆根源於佛教，切割與中國大陸發源地本山的關係，願意在日本統治下，納入日本佛教信仰體系，革除舊習，建立所謂「純粹宗風」。齋教逐漸「空門化」，原本屬於世俗帶髮修行的齋教教士：菜公、菜姑，逐漸出家，成為日式佛教僧侶。

台灣佛教龍華會在嘉義建立「天龍堂」總部，成立初期，迅速於各地成立二十二個支部，邀請日本僧人擔任顧問。各地齋堂並納入日本佛教曹洞宗、臨濟宗管理，成為聯絡寺廟。然而總督府並不許齋教齋堂成為日本佛教的分院。

西來庵事件後，總督府對台灣民間信仰全面展開調查，發現當時齋教發展較佛教更盛。

(末期)

1936年至1937年間，日本全面攻擊中國，中日戰爭開始。故日本於台灣推動皇民化運動，進行「寺廟整理運動」，欲將台灣與中國劃清，快速日本化，全面壓制台灣本地傳統宗教，燒毀神像，廢止道教廟宇，齋教亦受波及。

而後由於日本帝國議員與台灣本地有力人士，紛紛表達異議，整理寺廟運動才逐漸緩和。

[戰後齋教發展]

二次大戰結束後，大陸僧侶逐漸來臺宣教。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許多佛教教團亦隨之遷徙，台灣佛教遂由中國佛教會主導管理，對齋教的信仰形式多所批判，認為神佛不分，《五部六冊》為偽經，斥為附佛外道，甚至迷信。

台灣戒嚴時期，台灣宗教傳佈亦受政府多方限制和打壓，齋教亦只能依附佛教系統。佛教信徒如李炳南等人，皆主張政府應取締齋教。因而齋堂逐漸轉化為佛教佛堂，改由出家僧侶主持，原有的菜公、菜姑多剃度出家。

[台灣佛教 - 維基百科]
台灣佛教的信仰人口約548.6萬人，佔2300萬人口的23.9%，不過，其信仰人數可能與道教、儒教或其他台灣民間信仰有重疊的情況。據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發布的資料顯示，台灣有多達80%的人口信奉某種形式，摻雜有佛教信仰因素的傳統台灣民間信仰或台灣宗教。因此就廣義而言，在台灣佛教是最大宗教。

台灣佛教系統承襲自中國閩南地區，世俗化的信仰體系（其中代表為巖仔和高僧信仰）為其一大特色，與以出家僧侶為主的叢林體系（以四大法脈為代表）並立。然而因戰後中國大陸傳入的佛教體系一枝獨秀，蓋過原有本土佛教勢力，使得原有的本土佛教體系常遭誤解，例如世俗體系部份就經常被誤認為「佛道混合」或「非正信」，但實際上世俗體系的發展未必違反佛教原教旨。

{簡介}

佛，即為「佛陀」，這是印度古代梵文的音譯。簡單地說，該字於梵文的字面意思為自己覺悟、覺悟其他事項、覺悟所有的意思。佛陀又可指西元前623年生於印度迦毗羅衛城的釋迦國太子，成道之後，稱為釋迦牟尼。釋迦是姓，牟尼是梵文中對聖者的通用尊稱，意為寂默。

釋迦牟尼並不是神，他除了創立佛教外，就只有傳授「佛法」。他說只要覺悟就可以成佛，為人天導師。所以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說法。

正信佛教雖然一般被視為無神論，不過此種無神論、接近哲學的宗教，後來分成許多派系，其中許多派系可以包容多神，且接受神格化人物。

{歷史}

[早期佛教]

根據台灣佛教史家江燦騰最新研究，若要瞭解臺灣本土佛教近三百年來的發展史，首先必須知道：（一）臺灣佛教從明鄭時代自閩南傳來算起，雖已歷三百多年之久，但因臺灣位處大陸東南海疆的邊陲，並且是一新開發的島嶼，所以佛教文化要深層化或精緻化，除少數個別情況外，是缺乏足夠發展條件的。（二）由於地理位置和所移墾來臺的人口，都和對岸的閩、粵兩省具有密切的地緣關係。所以早期臺灣佛教史的發展性格──邊陲性和依賴性──主要便是受此兩省的佛教性格所影響。此後，則是二戰後的大量各省逃難來臺移民，才發生另一波新的大陸漢傳佛教性格在臺灣地區的普遍化影響。 (三）雖然在臺灣近三百多年來的佛教發展史當中，日治時代的影響只佔了其中的五十年而已，但因日本佛教具有日本宗派文化的特殊性，以及高度政治化和現代化的衝擊。一旦戰後日本的政治勢力退出，改由對岸政府重新接管，在短期間之內，臺灣本土的日化僧侶，便不得不面臨再度由日本化的佛教急遽地轉成為中國化的佛教等這一類艱難適應的改變問題。而這又是和戰後六十年多來臺灣佛教的發展，最息息相關的。（四）所以臺灣近三百多年來的佛教史，並不都是充滿歡樂和無憂的世外桃源生活史，而是帶著諸多歷史滄桑和生活無奈的艱難奮鬥史。

滿族清朝統治中國後，大力提倡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因此，閩南粵東地區信仰發生重大變革，除了產生吸收佛教世俗化的福建道教閭山派之外，也衍生出適合漢人（閩南粵東人）民情的佛教。此階段，觀音菩薩為佛教中，最容易被漢人所接受的信仰。

觀音菩薩中的「菩薩」其實也是梵文的音譯，並且是簡譯，全譯是「菩提薩埵」。「菩提」是「覺」，「薩埵」是「有情」，菩薩便是「覺有情」。有情是指有情愛與情性的眾生，菩薩則是覺悟有情的老師。而對觀音菩薩的崇拜則是閩南人佛教的一大特徵。

18世紀之後，觀音菩薩為主神的佛教廟宇，大量興建於泉州、漳州移民為主的台灣地區。此種佛寺又以巖仔居多。

至於叢林系統的佛教，則始於明鄭時期，台南竹溪寺為最早修建寺院之一。

[日治時期]

1895年，臺灣日治時期開始。在治理臺灣所需要的宗教扶持上，臺灣總督府捨棄19世紀末因對外戰爭勝利而興起的國家神道教，而選擇了已經在臺灣稍有根基的佛教。這種與西方世界以基督教治理殖民地的「宗教殖民」不同的「宗教感化」思維模式，也讓漢人與臺灣原住民居多的臺灣，同化於日本的速度加快。

20世紀初，隨著日本於台灣始政，大量日本佛教派系來台宣教，直至1945年日治時期結束前，共有八宗十四派的日本佛教支派來台傳教，其中又以真宗本願寺派發展最佳，不過較符合臺灣民情，以菩薩神化為主的曹洞宗、日蓮宗、淨土宗等三佛教宗派也頗有發展。例如，曹洞宗就曾自費於台北觀音山的山路上（今凌雲路）設置沿路有三十三座石觀音像的禮佛古道（台北西國三十三所靈場）。

為因應現實環境，臺灣漢人與在台日人合作，並以寺廟改建、增設佛像（如地藏王菩薩）等方式於台灣各地設立許多寺院及佈教所。起初各宗派與本地佛道教傳教者，雖需為增加信徒競爭，使甲宗信徒歸向乙宗，因而其間發生少數爭執。不過臺灣佛教或民間信仰人口大增後，加上漢化且放棄原本純巫教的大量平埔族，使各佛教教派都具有一定信徒數量，在此情況下，各派「不以信徒多寡為唯一之目的，故各宗派間不再出現任何傾軋，頗為圓滑。」（溫國良編譯，《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台灣省文獻會，1999.6，頁58。）

1941年，全臺灣人口共500多萬，而光是積極參與日本佛教的信仰人口就達到8萬人。其中，仍以真宗本願寺派、曹洞宗、日蓮宗、淨土宗等派為主。

八宗十四派之八宗係指華嚴宗、天台宗、真言宗、臨濟宗、曹洞宗、淨土宗、淨土真宗、日蓮宗；十四派係指華嚴宗、天台宗、真言宗高野派、真言宗醍醐派、臨濟宗妙心寺派、曹洞宗、淨土宗、淨土宗西山深草派、真宗本願寺派、真宗大谷派、真宗木邊派、日蓮宗、本門法華宗、顯本法華宗。另外，天台宗修驗道也曾在台灣設立支部，但是布教活動不詳。

根據臺灣佛教史家江燦騰博士在其臺大史研所畢業時的論文看法，台灣日治時期有所謂四大法脈、四大道場。其中基隆市靈泉禪寺開月眉山派，由江善慧主持；臺北縣五股凌雲禪寺開觀音山派，由沈本圓主持；苗栗縣大湖法雲寺創法雲派，由林覺力主持；高雄縣岡山超峰寺開大崗山派，由林永定等人開山。所謂法派，是傳承禪宗的臨濟宗或曹洞宗的法脈世系而有大量衍生的派下寺院者，於是宛如日本佛寺的大本山和派下末寺之別，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本土佛教寺院中，若有發展成為大法派者，即有核心道場和隸屬道場，而四大道場，就是指上述四大法派的核心道場而說的。所以這是有嚴格定義的指涉對象，並深具時代特色者。

[戰後漢傳佛教]

1945年二戰結束，臺灣進入國民政府時期。稍後的1950年代，因為中國國共內戰與中國共產黨不允許宣揚佛教等因素，來台定居的中國佛教傳道人日漸增多。1953年，大仙寺傳戒為台灣戰後舉辦首次傳大戒。不同於以往漳泉流行的較偏向世俗化的佛教，強調「無神論」的漢傳叢林佛教，在此時正式於台灣耕耘。經幾十年的宣教，佛教於1980年代中期開始於台灣流行。加上經濟發達、政治鬆綁等因素，由中國大陸傳入的中國系統大乘佛教成為佛教的新興主導力量。不但佛教信徒增多，以往從未出現的佛經謁語也大量出現於各種場合。

2003年，臺灣佛教的信徒約有548.6萬人，佔全台灣2300萬人口的23.9%，不過，此數字可能與道教、儒教或其他台灣民間信仰有重疊的情況。這裡面又以淨土宗、禪宗及無所屬的宗派居多。如就佛教團體規模來看，則以慈濟基金會、佛光山、法鼓山以及中台禪寺等四團體的影響力最大，被台灣佛教史家江燦騰博士列為戰後臺灣佛教四大事業道場# 江燦騰. 臺灣佛教史. 台北: 五南. 2009.。可是，臺灣真正的佛教信徒，從未有精確的數字統計，正如各宗教呈報給內政部民政司的信徒數字，從來就是隨意性的概稱，因此，社會學家的統計，改以觀察寺院增加數目、或透過台灣社會變遷歷次調查問卷中有關宗教項目的實際統計數字，來論斷其變革的趨勢。可是，從信徒的角度觀察。則會用苗栗境內的九華山福慧尼的靈異崇拜和高屏境內的泛大崗山派寺院，來取代台灣的靈鷲山無生道場。

(特色)

台灣佛教的特色之一是世俗化，例如巖仔和高僧信仰；雖然有些人對世俗化的佛教較為反感，但佛教原教旨中並沒有反對世俗化的規定。基本上戰前的傳統佛教採世俗系統（如巖仔和高僧信仰）與叢林系統（如後述之九大門派）分開的形式，戰後的漢傳佛教系統特色則是高度入世的佛教叢林主導一切。王見川博士，則認為戰前的傳統佛教，是神異僧和神佛兼祀的世俗系統，江燦騰博士的大量相關全面性研究，則完全否認戰後有所謂高度入世的佛教叢林，而主張是由兼具泛威權政治化、神異靈驗化崇拜和極為多重商業文化性質的三者或兩者特徵的高度入世叢林事業體，在主導著實際的一切發展，此外，中產階級的經濟援助、現代化傳播形態的多元運用，也顯示都市世俗教徒的相對強大影響。

(巖仔)

這是當代台灣佛教研究分類中，最受爭議的人類學觀點之一，因此從1996年起就遭到來自專業性的臺灣佛教史學家的公開嚴厲批判，可是由於提原倡者仍繼續堅持此一論調，並指導其研究生撰述論文，所以，此一缺乏歷史性基礎的研究分類，迄今還有少數的追隨者。巖仔，漳州人發音為（giam ah），泉州人發音為（gum ah），本來意思是山洞，後來靠近山邊的廟就都稱為巖仔。1835年刊行的《彰化縣志》：「閩省漳泉南人謂寺曰巖」。可見巖仔在當時應專指佛寺。而「巖仔」於佛寺的正式名稱又可稱為巖或岩。以巖為名的佛寺，自18世紀後大量出現於台灣，藉由觀音信仰，將佛教教義傳至台灣，例如1752年建成的的芝山巖與1791年整竣完成的寶藏巖等。

除了巖仔之外，台灣清治時期主祀觀音的廟宇有寺、宮、閣、堂、壇、庵、巖等等的名稱區分。其中，亭為地主所蓋，寺為大廟，堂常為村廟，巖則通常蓋於山邊。另外，道教廟宇於興建時，也常將佛教的觀音，佛祖聖像列於道觀或宮寺中，是此，臺灣佛教與道教成為不可分的密切信仰。可是，精研台灣佛教史的江燦騰則認為，若只是從「本土化」的立場出發，將早期台灣佛教稱為「岩」或「巖仔」的佛教道場，加以統計，試圖建立早期「民間佛教」的歷史面貌，並用來以別於後來受出家僧侶影響的「正規佛教」。則因為此種道場，事實上並非唯一專屬「民間佛教」者，故將其抽離出來，加以統計，實無重要意義可呈現，因此無法用來解釋早期「民間佛教」的普遍現象。唯有將庵、堂、寺等一併加以考慮，才能說明。

(高僧信仰)
另外，明、清時代來台的移民，自閩、粵等地，帶來了許多高僧信仰，學者有人稱之「佛教俗神」信仰。如福建泉州安溪縣的清水祖師信仰、顯應祖師信仰，漳州的三平祖師信仰，汀州的定光祖師、伏虎禪師信仰，福州的扣冰祖師信仰，高僧信仰亦會道教化、如道教廟宇、鸞堂也時常奉祀原屬佛教禪宗的達摩祖師、濟公禪師與普庵禪師等。但是，王見川博士的最新研究，則稱此類信仰內涵和特質，應改以「神異僧的靈驗崇拜」稱之才正確，兼可代替先前名實都不符的「高僧信仰」觀點。

(九大門派)

臺灣歷來並無九大門派的說法，有關二戰前的臺灣佛教發展，雖然佛教史家江燦騰於1996年，首先提出四大法派之說。但這仍是延續朱麒麟和藍吉富兩者的先前看法而來。日治時期則出現七大山頭的說法。關於戰後的部分，江燦騰於1997年，同樣首先於其著作中提出：將佛光山、法鼓山、慈濟和中台山，定位為戰後新興的四大佛教事業道場的相關論述，並登載於今周刊上，所以廣為人知。但這只是從經營的角度來定位而已，完全無帶有聖山或名山的意味。其後，適逢佛光山因迎佛牙事件，遭到來自學界的巨大批判風波，為消解此一批評壓力，於是才有新聞報導是九大門派共迎佛牙的消息出現。這原是無根據的臨時編湊之語，卻被不知情者繼續引用。因此，之後才有除了五座山外，台灣佛教的派別尚有九大門派之分的說法。九大門派為台灣傳統佛教傳衍主要派別，係指戰前已有的主要佛教叢林。計有大崗山派、月眉山派、開元寺派、法雲派、大仙寺派、觀音山派、萬佛山派、清涼山派及東和寺派等。

[其他教派]

(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於1949年隨著國民政府遷台而傳入，學者將其在台傳播依1982年卡盧仁波切或1980年創古仁波切首次來台弘法為界，分為前弘期與後弘期。前弘期受政治影響，只有少數蒙古的章嘉呼圖克圖、甘珠爾瓦呼圖克圖及康區的格賴達吉仁波切、明珠仁波切，而主要以漢籍居士或喇嘛為主導，其代表人物有：君庇亟美喇嘛〈俗名歐陽無畏〉、屈映光（法賢上師）、吳潤江（華藏上師）、劉銳之、韓同、申學文（貢噶老人）、張澄基、陳健民等。代表性的道場為南方寶生佛剎、諾那華藏精舍、金剛乘學會、貢噶精舍、白馬山菩提講堂。

後弘期則以藏僧為主導，四大教派的法王及仁波切先後抵台弘法並相繼在台成立弘法中心，使藏傳佛教成為台灣80年代以後學佛熱潮的重要一支。噶舉派最早入台，較著名的如創古仁波切、卡盧仁波切、大寶法王的四大法王子（夏瑪巴、大司徒、蔣貢康楚、嘉察）都曾應邀來台並成立弘法中心或佛學會。寧瑪派則以蔣波羅曾仁波切，貝諾法王所屬白玉傳承在台的發展最盛。薩迦派則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多次來台傳法，頗受年輕一輩的台灣學佛者之歡迎，在台設有悉達多本願佛學會。90年代末，宗薩佛學院堪布貢噶旺秋在台灣完整講授《入行論》、《善顯能仁密意》、《入中論》、《俱舍論》等，深獲好評。格魯派在台灣的發展起步較遲，圖敦梭巴仁波切來台弘法，成立「經續法林」，為國際「護持大乘法脈聯合會」組織的一員。十四世達賴喇嘛於1997年、2001年兩度來台弘法，也為藏傳佛教在台弘傳掀起高潮，並成立「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安排格西長期教授藏語文基礎、《菩提道次第廣論》、佛教經典等課程。而南印度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及札什倫布寺也陸續派僧侶駐台弘法並設立佛學會。

另一方面，佛法要生根發展，需要結合當地文化與民情，藏傳佛教傳入台灣亦是如此，此即為本土化（或稱中土化、漢化）的藏傳佛教。例如，日常法師創立的福智文教基金會，提倡以儒家的思想建立十善社會，推廣《菩提道次第廣論》研討班，弘揚宗喀巴大師教法，成立慈心有機事業、里仁公司等。學者陳玉蛟〈釋如石〉曾將其譽為接枝自藏傳佛教的人間佛教。又如，首位台灣籍的轉世喇嘛洛本仁波切在台南縣左鎮創建以「藏密中土化」為目標的噶瑪噶居寺也頗具影響力。

(日傳佛教)

目前在台灣，有創價學會、靈友會、立正佼成會、真如苑、阿含宗等佛教之新宗派與日蓮正宗、真言宗等傳統宗派在台弘法。

戰後，日傳佛教各宗派因政治因素影響撤出台灣，此後的長期間因戒嚴，宗教活動受到嚴格的控制，直到1987年解嚴後，宗教信仰有了充分的自由，日傳佛教才又重回台灣弘法。各宗派中以日蓮宗系的創價學會的布教活動和成績最顯著。日本密教則有真言宗系的高野山真言宗和真如苑等在台灣布教，也有僧侶親自前往真言宗兩大道場之一的高野山修行。淨土真宗系則有台灣人自建道場者，也有淨土真宗親鸞會在台弘法。

此外，臨濟宗妙心寺派和曹洞宗等宗派至今仍持續與昔日有緣之寺廟進行交流，如臨濟宗妙心寺派的臨濟護國禪寺、曹洞宗的東和禪寺、真言宗的慶修院等。其中，臨濟宗妙心寺派日僧東海亮道法師，感念曾在台灣布教的恩師東海宜誠法師，促成了「台灣三十三觀音靈場」的創設。

(上座部佛教)

近年來上座部佛教在台灣也開始慢慢流行起來，相當部分的典籍開始被翻譯成中文，此外也有許多組織推廣上座部傳統的禪修活動。